我自小便喜欢听故事。故事听得多了，自己也讲起故事。开始只不过照搬听来的或看来的，日子久了，就信口胡诌起来。这样诌了几年后，发现只要胡说得合情理，听众自然会跟着感动。天长日久，我因此养成了假话真说的嗜好，这兴许就是我喜欢算命的基础。

　　起初是几个朋友拿纸牌为我算了几命。无非是无官运，偶有小财，几经周折才得了个红颜知己之类。我发现当时自己听得十分专注，以至于生出三分妒嫉。这样便开始给别人算命。数字的含义早就忘了，只好重新定义，又一时兴起，把四样花色也编排进去，最后形成的解释便非常复杂，甚至连我都记不住，于是只能靠胡说。用纸牌算命原本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，直到一天，我为一位恋爱中的小姐算命，半开玩笑地告诫她：“你的男孩正移情别恋，”不想这位情人竟哭成了泪人，一边抽噎一边时断时续地讲述恋爱中的种种惊险。内疚了一番之后，我居然生出不少得意。于是下一次，在为一位杨花水性的少妇算命时，明明牌上的意思似乎是说婚姻美满，我偏断言正在婚变，恰巧少妇正对过早“从良”后悔不迭，便尊称我为“半仙”，并四处为我扬名，由此算命就成了我的第二职业，只是没有薪水。每得空闲，单位里大大小小的女人便纷纷缠着半仙算命，有的竟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算下去。碰到怀春的二嫂，我就讲她“命里克夫”，还要“梅开二度”。见着野心勃勃的“四眼”，我就告诉她“欲成大器，先绝色心”。我的大部分主顾在尖起耳朵倾听我的“天机”时，虽然脸上“嘻嘻”地笑，两眼却开始散光。

　　虽被人封为半仙，也屡屡算准，其时心里也明白我的顾客们全是自己熟人，而且自从开辟第二职业以来，耳朵变得出奇的尖，善能捕风捉影，加上临场发挥时收放自如，蔫有不准之理。曾以为这是我的创举，后来才知道古代的算命先生在给深门大院中的贵人算命前，先要买通贵人的贴身丫环或仆人，以保万无一失。

　　为熟人算命能算准便被称为半仙，恐怕辱没了吃这碗饭的。给陌生人算命且要让他称好，才是真有本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性喜远游，一日大概累得不耐烦，便在山前算命先生堆里挑出个顺眼的，请他算一命。先生张口就问朋友的职业，朋友偏要他猜。也许是多日来鞍马劳顿，有惊有险，朋友黑而瘦，两眼也带凶光，先生张口结舌了半天也未说对，只得逡巡而走。大约是为了挽回同行的面子，有个高人挺身而出，几句话便将朋友的身世讲解得一丝不差，再问却不讲，原来高人也要钱。朋友虽未掏腰包再买几句真言听，这几句已是让他木呆了半日。回来后便一再向我感慨算命的神奇。

　　其实也未必那么神奇。且不说一个人的穿衣打扮，言谈举止与其身份息息相关，就连每人的外貌体征也与他个人经历有某种联系。讲远的，外国古代的裁缝多盘腿工作，大腿内侧肌肉发达，以至于解剖专家专门叫这条肌肉为缝匠肌。讲近的，吸白面的人要常常按打火机加热平摊在锡纸上的白粉，有时一晚上要按四五十次，因此，内行只要摸摸瘾君子大拇指指肚上老茧的厚薄，便可定出他吸毒的资历。加之算命先生交游甚广，阅人良多，三教九流，七行八作均有涉猎，人情事故无有不通，一个陌生人往眼前一站，一眼把这人的身份看个八九不离十，应该不成问题。而且先生在为你讲命时，你的心思在命上，他的心思却在你上，你嘴上不说，你的眼晴、眉毛、嘴角却无时无刻不在向算命先生说着“对”与“不对”，外国人称此为“非言语性交流”或“身体语言”。据说比讲话所传递的信息还多。先生虽然多半不知道这些洋名词，对这种交流却心领神会，故而能且说且改，这样渐入佳境，最后让你掏了腰包又谢半仙。

　　古来为人算命者多是男人，因为女人天生能言善道，很可能言而无“信”，男人生来嘴笨，偶一开口就是金口玉言。爱算命的又多是女人，因为女人最相信生活中运气的作用。西方的心理学家跑到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作研究，发现女人进赌场多去玩那些纯靠撞运气的游戏，如吃角子机；而男人多去玩那些看起来需要些技巧的赌博如二十一点，结论说女人多信良缘天赐，而男人多信“我的奋斗”，据说是由于男女两性性格有稍微的差异。

　　其实喜爱算命是人类共同的天性，不单是女人。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面对未知的东西总有一种不安全感的缘故。唐僧去西天取经，撞上来路不明的妖怪总让孙猴焦躁一阵，直到行家赶来说破怪物的来历才大家太平。预言每个人将来会出现怎么样的变化，恐怕要比猜中妖精身世困难得多。这也更使人对难以预知的将来产生恐惧感，也就更想知道答案。于是算命的总能在世上混口饭吃。

我不给人算命、不找人算命已经很久了，这倒不是出于厌倦。我总感到神秘未知的东西能给人一种美感，就象雾中的庐山和阿波罗登陆前的月亮一样。对命信以为真，生活有可能变得像会议日程表一样乏味。若不信，又何苦去算。